荣格|关于原型概念

,又译伟大母亲)的概念属于比较宗教学的领域,涵盖各种各样的母亲一女神。该概念本身并非是心理学的直接关注对象,因为这种形式的大母神意象在现实生活中很难遇见,唯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荣格 原型该象征显而易见是母亲原型的派生物。如果我们斗胆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考察大母神意象的背景,二者中内涵更丰富的母亲原型便构成了我们讨论的基础。尽管几乎无须在当前阶段就一种原型的概念进行冗长的讨论,但是一些普遍性质的预备性评说则未必不合时宜。

以前,尽管存在着不同意见及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把柏拉图的“理念”(Idea)概念理解为超越及先在于所有现象并非太难。“原型”远非是一个现代术语,它早在圣奥古斯丁时代之前就已为人所用了,与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同义。在其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三世纪的《赫姆提卡文集》把上帝描述为“原型之光”的时候,它表达的是上帝乃万光之原型的思想;换言之,先在于及超越“光”之现象。如果我是一位哲学家,我就会继续柏拉图的努力,指出:在某个地方,在“天边之外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种母亲的原型或者原始意象,它先在于及超越所有现象,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youngescortssydney.com/,容格最为广义的“母亲”彰显于其间。但是我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不是哲学家,我不能让自己事先假定我对智识问题的特殊性情、特有态度。很显然,这是唯有哲学家才会沉湎于其中的种假设,因为哲学家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性情与态度是普世性的,而且只要可以避免,他们就不会承认自己的“个人观察误差”(personal equation)决定了自己的哲学。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我必须指出有这样的一种性情,它视思想为真正的实体,而不仅仅是名分(nomina)。这是如此碰巧——人们可能说纯属偶然,以致在过去的两百年当中,人们一直生活在一个认为思想可以是名分以外的东西已然变得不受欢迎或者甚至不可理喻的时代里。如果谁继续像柏拉图那样认为,他就必然会为自己的时代错误付出代价,目睹理念的“超神圣的”——形而上学的——本质被放逐到无法证实的信仰与迷信范畴,或者被仁慈地交给诗人。在经年不衰的普遍原则讨论中,唯名论的观点再次战胜了现实主义的观点,理念因此蒸发为了一阵轻风(flatus vocis)。伴随——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引发——这一变化的,是经验主义的显著崛起。在知识分子看来,经验主义的优势非常明显。理念从此不再是先验之物,而是从属、派生之物。很自然,尽管新唯名论同样基于为性情所粉饰的有明确界限、有限制的命题,它却即刻宣布了自己的普世有效性。正方观点如下:我们把来自外部、可以被证实的一切接受为有效。理想状况是用实验加以证明。反方观点是:我们把来自内部、不可被证实的一切接受为有效。这一立场显然是没有希望的。旨趣在于物质的希腊自然哲学,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推理,对柏拉图赢得了一场迟到的,但却势不可档的胜利。

但是,每一场胜利都含有未来失败的胚芽。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预示着态度变化的符号日益增多。非常有意思的是,康德的范畴学说,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把复活旧有意义的形而上学的每一次努力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但是同时又为柏拉图式精神的再生铺平道路。如果不可能有超越人类理性的形而上学是正确的,不可能有尚未受先脸性认知结构影响与限定的经验性知识也就同样正确。在《纯粹理性批判》问世以来的一个半世纪里,这样的一种信念已然日渐普及,即思考、理解与推理不能被视为是仅仅受制于外在逻辑法则的独立过程,恰恰相反,它们是与性格同步、从属于性格的心理功能。我们不再追问:“这或者那已被人看见、听说、处理、估盘、计算,思考及证明符合逻辑吗?”我们代之问:“谁看过、听过或者想过?”以观察与估量最简单过程中的“个人观察误差”为起点,这一批评性态度已然发展为要创建一门我们之前的时代不曾知晓的经验心理学。今天,我们深信心理学的前提存在于所有知识领域之中,对材料的取舍、调查方法、结论的性质、假设与理论的陈述产生决定性影响。我们甚至已经渐渐相信,康德的人格是其《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作用因素。受到对个人前提的这一认知的影响的,如果不是受到危险破坏的话,不仅有哲学家,而且还有我们在哲学上的偏好,甚至还有我们喜欢的所谓“最佳”真理。我们高声抱怨,所有的创造性自由都已从我们这里拿走!一个人仅仅思考、言说或者忙于他之所是,这可能吗?

倘若我们没有再一次夸大其辞,并因此成为无限制“心理分析”的牺牲品,那么,在我看来,此间被定义的批评性态度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它构成了现代心理学的本质、源头及方法。所有人类活动中都有一个先验性因素,即心理的与生俱来的、前意识的、无意识的个体结构、前意识心理——比如新生儿的心理——非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容器,在顺利的情况下,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倒进去。恰恰相反,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严格限定的单独实体。仅仅是因为我们无法直接看到它,它才在我们眼里显得不确定。但是,在精神生活的最初显在表现开始显露时,人们毫无疑问是不关心的,不去认识它们的个体特征,即它们背后的独特人格。所有这些细节都形成干它们出现的那一瞬间。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当一个病态倾向的病例呈现在父母身上时,我们通过胚质(germ-plasm)推测遗传性传染;我们不会把一个血痛病母亲的孩子的旅病症视为不可解释的突变。同样,我们通过遗传解释可以代代追溯的天赎与才能。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解释复杂的本能行为在从未见过自己父母,因此不可能得到父母“指教”的动物身上的再现。

现在我们必须首先假设,就性格倾向而言,人与其他生物之间井不存在本质差异。人与所有动物一样,拥有一种习得(performed)心理;这种心理准确地根据他的同种再生,并且在受到更为严格的考察时,显现出可以迫溯到家庭先辈的明显特征。我们没有丝毫理由认为,某些人类活动或者功能可以例外于这一规则。哪些性格倾向或者能力倾向使得本能行为在动物中成为可能,我们不得而知。使儿童能够以人的方式徽出反应的前意识心理倾向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同样不得而知。我们只能猜想他的行为源自被我描述为意象的功能模式。“意象”这一术语旨在表达的,不仅有活动发生的形式,而且还有活动被释放于其间的典型情势。就它们与整个种类的特殊性而言,这些意象是“原始的”意象,如果它们曾经“起源”,它们的起源必定是至少与人种的发端相同。它们是人类的“人之特性”(human quality),即人类活动采取的特定人性形式。这一特定形式是先天遗传的,而且已经显现在胚质之中。它并非是遗传的,而是在每一个孩子身上重新形成的,这一想法一如原始人的信仰——清晨升起的那个太阳不是前一天晚上落下的那个太阳,荒谬绝伦。

因为一切心理内容都是习得的,所以个人功能必然同样如此特别是那些直接源自无意识倾向的个人功能。其间最重要的,是创造性的幻想。在幻想的种种产物中,原始意象变得直观起来;并且正是在这里,原型概念找到了其特定的应用。我无意声称自己是指出这一事实的第一人。荣誉属于柏拉图。在人种学领域,第一位让人关注某些“基本观念”普世存在的调查者是阿道夫贝斯蒂安。后来的两位调查者于贝尔和莫斯是涂尔干的追随者,他们谈到了想象的“范畴”。赫尔曼乌瑟纳尔的声望同样不低,他首先看到了假借“无意识思想”的无意识行为。如果我在这些发现中有份,那就是我指出了原型的传播不仅仅依靠传统,语言及迁徙,而且可以自发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依靠任何外在影响进行再现。

这一说法的深远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意味着每一种心理中都有虽是无意识的但又主动的形式——生气勃勃的性格倾向、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它们表现并不断影响我们的思想、情感与行为。

我不断遭遇到这一错误观念——原型的内容是确定的,换言之,它是一种无意识思想(如果这样一种表述可以的话)。必须再次指出的是,原型中确定的并非是其内容,而是其形式,但是程度非常有限。唯有在一种原始意象已然成为意识、并因此被填充了意识经验的材料时,它的内容才得以确定。然而,正如我在别处解释的那样,其形式也许可以与晶体的轴向系统相比拟;虽然晶体的轴向系统并没有自己的物质存在,但是可以说它在母液中履行着结晶结构的作用。这首先是根据离子和分子借以聚集的特定方式显现出来。原型原本空空如也,徒有形式,仅仅一种被先在地赋予的表征可能性(facultas praeformandi)。表征本身并不是遗传的,唯有形式是;在这方面,它们与本能完全吻合,因为本能同样仅仅在形式上是确定的。如果本能不具体地表现出来,对本能存在的证明便不可能多过原型存在。就形式的确定而言,因为轴向系统仅仅决定单个晶体的立体结构,并不决定其具体形式,所以我们与晶体的比较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它可能要么大要么小,它可能因为其平面的大小不等或者随着两个晶体的融合无限地变化。唯一保持不变的,便是轴向系统,或者更加准确地讲,是支撑它的不变的几何比例。原型同样如此。原则上,它可以被命名,有不变的意义内核——但始终是仅仅在原则上,从来不是就其具体表现而言。同样,母亲原型在某一特定时刻的具体显现不能单从母亲原型得到推演,而是要取决于无数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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